原标题：为了一棵200年的祖传古树，她奔波了16年，7次诉讼均被驳回
新京报记者 金晶 编辑 胡杰 校对 李立军
在58岁的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力吉村农民符彩轮的记忆里，那棵由祖辈种下、世代照料的百年重阳树，是“自己家的”。
然而，这棵树在2010年被盗，作为赃物被扣押后移栽至白沙黎族自治县林业局，2012年又被县林业局转赠给儋州市东坡书院。
为了讨回这棵树，符彩轮已奔波了16年。自2012年起，围绕古树所有权问题，符彩轮先后提起7次相关诉讼，均因无法证明与古树的利害关系而被法院驳回。
2026年7月30日，白沙黎族自治县林业局发布情况通报称，已就符彩轮反映的“祖辈百年古树被扣押后遭转赠”一事，联合相关部门成立专项工作组展开核查。截至发稿，调查结果尚未公布。
祖辈亲手栽下的重阳树，在历经百年后成为兼具公共生态属性的古树，后代是否还能继承并主张所有权？多位受访的学者和律师向新京报表示，本案的核心在于古树确权，但这并非易事，而是一个如何平衡私人产权诉求、古树公共价值与行政管护规则的复杂问题。
符彩轮与重阳古树 受访者供图
古树被盗挖
对于重阳古树被盗那天的情景，已过去16年，符彩轮仍记得清清楚楚。
2010年11月20日清晨，她像往常一样起床刷牙，忽然听到外面有人惊呼：“好大的树！”出门一看，距自家一路之隔，种在田地里的那棵重阳古树已被连根挖起，横躺在马路中间，堵住了去路。
叔叔符国光告诉她，凌晨他被挖掘机的轰隆声吵醒，起来查看时，发现同村的符某伙同外地买树老板，正试图盗走这棵古树。古树的树干直径约1.3米，高十余米，即使已被盗挖者砍去枝杈，仍有二十吨左右重。符某原打算用吊车将树吊起装车运走，不料车轮胎被压爆，不得不停在原地。
符国光见状报了警。警方到达后告知，因办案需要，必须扣押这棵重阳树。随后，这棵树被移交到白沙县林业局，重新栽种养护。
据相关资料，重阳树是中国特有树种，因其木材坚硬亮丽，常代替紫檀，可作高档家具、建筑、造船用材。据符彩轮提供的评估机构鉴定报告，该树树龄约200年，评估总价达207万元。
依照《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第十七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买卖、运输、加工非法采伐或移植的古树名木，违者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条例同时明确，除人工培育或以生产木材为主要目的的商品林外，树龄超过100年的树木即属古树。
符彩轮（右一）与重阳古树 受访者供图
2011年8月2日，此案以盗伐林木案立案；同年8月31日，嫌疑人符某被警方刑事拘留。
古树被扣押后，符彩轮的父亲符亚可和叔叔符国光多次要求林业局返还古树，均遭拒绝。2012年7月26日，兄弟二人委托符彩轮作为代理人，就白沙县林业局、森林公安局没收古树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
如何证明自己与这棵树的关系
符彩轮告诉新京报记者，这棵古树是村中另一位老人与祖父结拜时所赠送并共同载种的，此后一直由祖父母、父亲和叔叔共同管理，连同古树所在的耕地也长期由符家照料。直到1983年和1990年，该耕地先后被分包给同村另外两户符姓村民耕种，但重阳树依然由符彩轮的父亲和叔叔负责管护。在符彩轮看来，这是村民之间默认的约定俗成，“没有人有异议。”
符彩轮说，自打她记事起，这棵古树就长在那里。种田累了，茶余饭后，村里人总爱聚在重阳树下纳凉闲聊。她记得2001年曾有树贩子找上门，出价两万想买下此树，被全家人一致拒绝。海南夏天多暴雨，表层土质疏松，雨水常常冲刷走泥土，露出古树的根须。每到这种时候，符彩轮的父亲都会特意挑土培固，“我们保护那棵树，代代都抚养它，不然它早就死了。”
符彩轮提供的材料中，有一份力吉村所属的方平村委会2011年出具的证明，其中写道：“去年有一棵古树被不明身份人盗锯，此树主人为符国光、符亚可两人。”
村民们出具的联名证言 受访者供图
此后，符彩轮又补充提交了多份证据，包括古树所在耕地的土地承包方手写证明，以及一份由50余位知情村民签字盖章的证言，其中写道：“我们全体村民都知道这件事，赠送后一向没有什么争议，树全部都是符亚可、符国光俩兄弟的”
白沙县林业局、森林公安局辩称，该重阳树为树龄上百年的天然省级重点保护野生树木，应属国家所有。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法院审理认为，森林公安扣押被盗林木符合刑法规定，而符亚可和符国光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对该树享有所有权，遂驳回起诉。
第一次上诉被驳回后，符家人不服，再次提起上诉。2012年11月5日，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如何重新证明自己与这棵树的关系，成为了卡住符家人的地方。
“悬空”状态下的所有权
针对此案涉及的法律问题，多位受访专家和律师指出，这背后关键在于公共利益与私人权益之间的冲突。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环境资源法教授高桂林表示，这棵古树的所有权实际上处于“悬空”状态。白沙县林业局虽辩称“树归国家所有”，但并未获得法律上的明确确认；而法院也并未直接否定符家的权利主张，只是认定原告未能完成举证义务。从法理上来看，法院的判决并无问题。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二十条，农村居民在承包地、自留地及房前屋后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三十条及继承编规定，林木属于公民合法动产，被继承人死亡后，法定继承人自动取得物权，继承不以林权登记或公证为生效前提，仅影响后续处置手续。
基于此，高桂林认为，虽然符家能通过继承的形式，主张这棵古树的所有权，但仍需要拿出诸如历史林业登记档案、早年政府确权文书等强效力证据才能确权。他将其归纳为三类核心证据：一是古树确为符彩轮祖父所植，需有历史档案佐证；二是证明古树所在田地在历史上属于符家；三是有明确的继承遗嘱。而符彩轮目前提供的“民间证据”，只能作为弱效力的辅助证据。
而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于1984年通过，历经1998年、2009年和2019年三次重要修订，这意味着100年前符彩轮的祖辈种下此树时，尚无法可依。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北京和儒律师事务所孔德峰律师认为，“法院在裁判时应当考虑民间的实际情况。”孔德峰表示，民事裁判中若有法律规定则依法裁判，若无法可依，也可参照民间习惯性规则。因此，在证据认定上，“不能用很短的森林产权规则去倒推历史形成的产权事实。”
从证据规则角度看，孔德峰分析，符家目前提供的村委会和村小组出具的权属证明、村民联名证言、以及符家三代人持续一百多年的公开、排他性管护事实，三者叠加，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口口相传的历史记忆，本身就是一种证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生态法研究室主任刘洪岩也认为，对于古树而言，“个人想按照现代产权制度来证明归属，是非常困难的事。”
刘洪岩强调，古树种下之后经历了诸多制度变迁，符家人确权所需的历史档案普通人很难获取。在权属关系发生争议时，相关部门应主动协调，帮助调取历史证据，“行政部门获取这些资料更加便捷，从监管角度看，也应借此机会把古树的来龙去脉搞清楚。”
刘洪岩曾参与古树管理条例的起草，他坦言，立法之初更侧重于宏观层面的古树秩序管理，“私人主张古树所有权的情况非常少见，法律上确实存在不足。”刘洪岩建议，对于古树这类特殊物，在证据规则上，还是应当做一些调整。
《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古树名木档案，并按照规范和要求设立保护标志、建设保护设施、采取保护措施。
刘洪岩解释，所谓建档，在法律上属于事实确认。他建议，林业局等相关部门有义务提前对古树的来源、历史变迁等建立档案记录，“若有一天村民主张所有权，档案便可以作为权属归谁的证据。”
刘洪岩指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森林资源的相关规定，古树兼具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具有公共利益属性，并不完全等同于民事意义上的产权。现行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制度，更多强调政府有关部门对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职责，但对于古树所有权归属并未作出十分明确的规定，也因此在实际处理过程中，容易引发争议。
“转赠”
在重阳树被扣押期间，涉案树木被种植于白沙县林业局的芳香苗圃内，符彩轮还不时前去看望。
2013年6月26日，符彩轮干完农活，顺道驱车前往林业局探望古树。到了苗圃，她却发现“树不见了”，那棵高大粗壮的重阳古树，已经被替换成一棵“弯弯曲曲的小重阳树”。
树去了哪里？符彩轮最初得到只是“不清楚”之类的回复，后来有人告诉她，古树已经干枯死亡。父亲符亚可得知古树丢失后，一直怪罪符彩轮没有看好古树。
古树失踪后，符亚可曾三天不吃不喝，身体日渐消瘦，后被查出胃结石，于2014年离世。
直到2015年，符彩轮通过海南省纪委巡视组得知，涉案重阳树已被白沙县林业局移种至一百公里外的儋州市东坡书院。东坡书院是苏轼谪居海南的核心历史遗址，属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白沙黎族自治县林业局相关材料显示，该局已向中和镇人民政府赠予该重阳树 受访者供图
2017年，符国光与符彩轮以白沙县林业局私自处置重阳树、侵犯合法权益为由，向白沙县人民法院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要求将古树移种回原址或由林业局作出赔偿。一审、二审再次因证据不足被法院驳回。
而据符彩轮提供的白沙黎族自治县林业局2025年信访回复材料显示：“2012年，我局收到儋州市中和镇人民政府来函，要求赠予乡土绿化大树，为加大重阳树的保护力度，更好的健康成长，2012年5月，我局向中和镇人民政府赠予该重阳树（自种植在东坡书院至今，长势良好）。”
多位专家指出，白沙县林业局在扣押古树后擅自赠予，存在明显的程序瑕疵。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曹炜认为，在权属存有争议的情况下，林业局无权在未告知符家人的前提下擅自转移古树。根据《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移植须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专项审批并予以公示。
刘洪岩则认为，这一过程充分暴露出古树管理中刑事涉案财物处置、行政确权与民事救济之间的衔接断裂问题，导致同一棵古树在不同法律程序中面临不同的处理逻辑。
他解释，古树被盗后确实成为刑事案件的赃物，“但古树不像其他财物，扣押后可以放在杂物间”，它需要妥善种植并确认管护责任主体。林业局等相关部门因履行职责而接收、管护涉案古树，并不意味着取得古树所有权。
2024年，符彩轮与叔叔符国光再次提起民事诉讼，以白沙县林业局、森林公安局在不能证明案涉重阳古树为无主物的情况下，就擅自处理，严重侵害了符国光、符彩轮的合法权益，要求返还重阳树。一审、二审与再审均被驳回。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再审中认定，涉案古树树龄逾百年，并非由符国光与符彩轮种植，且二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通过继承取得该树所有权，故与古树无直接利害关系。
符彩轮说她不懂法律，只是一味不肯放弃，“攒了一点钱就打官司。”她也不明白，事情为什么好像走进了死胡同。电话里，她翻找着散落的判决书，一念到“驳回”二字，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掉。
多位专家认为，即便符彩轮最终获得了古树的所有权，大概率也无法如愿将重阳树移回原址。
刘洪岩表示，这主要是考虑到再次移植可能危及古树存活，“从监管角度出发，应以保障古树的生态价值与历史价值不受损为前提。”如果符彩轮希望争取古树的养护权，还需由行政部门进一步评估其经济条件等实际情况。
他分析，根据判决书，法院实际上回避了确权这一根本性问题，选择以“证据不足”不予采信。从举证难度的角度看，刘洪岩认为案件已陷入僵局。
孔德峰也认为，法院至少应当启动对案件实质问题的审查。他表示，公安机关完成扣押后，理应查明古树权属并进行明确；从林业局的角度来看，“这棵树有没有可能是符家的”，也应被纳入赠予决策的考量之中。
“每个环节都有机会问这棵树到底是谁的，但每个环节都没问。”孔德峰认为，这才最终酿成了古树归属悬而未决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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