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中期选举已至,华盛顿的权力格局存在变数,民主党有可能重新主导国会。依照旧有的思维模式,这一变化往往意味着美国对外政策存在调整的可能性。然而,中期选举并不会改变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方向。无论选举结果如何,美国都将延续本国利益优先的主导原则。
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危机时有发生。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美国与英法在中东军事行动上就曾发生严重分歧;1966年,法国甚至一度退出了北约一体化军事指挥结构。以上危机虽然涉及美国与盟友的利益冲突,但基于战后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力与冷战时期西方盟友体系的一致利益,最终得以化解。而与以往单一议题出现时的分歧根本不同的是,当前美西方盟友体系的根本危机是在国际格局深刻变化与美国战略收缩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无论是跨大西洋关系还是“五眼联盟”内部,美国与盟友的关系都已发生了实质性改变。
美国主导的西方盟友体系能够存在的首要前提是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力与绝对主导的核心地位。然而,当下美国为解决国内社会危机与矛盾,已经无力兼顾盟友切实利益,反而通过向盟友转嫁自身经济压力求得维护自身战略空间。跨大西洋关系与“五眼联盟”关系中的裂痕,正是这一结构性变化在不同方面的表现。
西方盟友体系的信任危机在跨大西洋关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美国当前战略架构中,欧洲已不再是美国需要坚决捍卫的全球战略支点,反而沦为美国缓解自身危机的替罪羊。在经贸与产业层面,美国通过关税政策、垄断能源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堂而皇之地对欧洲产业进行收割;在安全层面,美国一边在重大地缘冲突中将欧洲排除在核心决策圈之外,一边强逼欧洲为地缘动荡买单并独自承担安全后果。昔日以“捍卫共同价值观”和“加强集体防卫”为宗旨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已经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霸权勒索。欧洲提出“2030年防务准备”计划并加速推进战略自主,正是针对美国战略抛弃与经济掠夺的自救手段。
美国总统特朗普(左)与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
即便在作为美西方同盟核心圈层的“五眼联盟”内部,这一结构性矛盾也同样存在。长期以来,“五眼联盟”被视为建立在文化认同与情报共享基础上的深度同盟,但在美国本国利益优先原则冲击下,这一核心圈层的信任基础正在瓦解。
近年来,英国保守政治势力寄希望强化美英“特殊关系”重振“全球英国”,换来的却是更为沉重的盟友负担与日益狭窄的战略自主空间。在经贸领域,美国对英政策不仅频频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更通过《通胀削减法案》等排他性经济政策虹吸英国产业资本,蚕食英国国内市场,盲目追随美国的全球战略根本无法扭转“脱欧”后英国社会的基本颓势。对澳大利亚而言,通过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深度绑定美国,不仅未能改善周边战略环境,反而严重掏空了自身财政资源与防务主权。澳方承诺为核潜艇项目投入高达3680亿澳元的巨资,甚至直接拨款数十亿美元补贴美国捉襟见肘的造船工业。巨额投入换来的却是美方核潜艇交付遥遥无期;而美军战略资产的大规模进驻,更将澳大利亚推向了大国对抗的前沿。
无论是哪一党派掌控国会,美国重塑同盟关系的战略轨迹已成定局。即便面临国内政治制衡,白宫仍能持续推进其对外议程。西方盟友必须清醒认识到,美国正加速收缩并重新界定安全责任,企图通过极限施压强迫盟友不断妥协让步,基于这一基本事实,传统意义上的同盟模式已无法回到过去,这是美西方盟友体系必须直面的冷酷现实。
美国奉行的单边主义与“美国优先”战略,本质上是美国在霸权相对衰落时激进的战略自保。华盛顿试图通过极限施压与转嫁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其全球霸权利益,但这一战略选择必将加速同盟体系的离心倾向。这种逆潮流而动的单边行径,不仅无法解决其国内社会危机,而且客观上成为推动世界加速走向多极化的催化剂。
全球力量对比正经历深刻演变,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合作网络的崛起,使国际政治架构朝着多极化的方向稳步迈进。新旧国际秩序交替的过程中,面对单边霸权的结构性挤压,各方迫切需要摒弃冷战思维与依附心态。唯有树立面向未来的战略思维,以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应对变局,拓展多元交叠的合作网络,才能在秩序重构的历史浪潮中把握主动、实现真正的共同安全与可持续发展。
归根结底,美西方盟友体系内部的信任危机,是旧霸权体系走向解体的结构性危机。而旧同盟体系的崩溃过程,也是新国际秩序的生成过程:随着各国在安全与经济上突破阵营的藩篱、拓展自主空间,一个不再由单一霸权定义规则、多元力量交织的新国际秩序,正在这一历史性转向中加速成型。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英人文交流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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